台灣同志文學作品常常被挪用。挪用之一，是文學作品被當作史料或八卦軼事來用；挪用之二，是被當作中國的作品來用。如果被當成中國的史料來用，否想台灣也否想文學，就是雙重的挪用了。
白先勇小說的遭遇最為典型。在1990年代之前，各種史料所記載的台灣同志身影有限；對舊日台灣同志有興趣的人，自然會轉向白先勇的1960年代短篇小說和1980年代的《孽子》，藉此認識1960、1970年代的歷史。這是第一種挪用之例。文學被當作史料固然有其方便之處，但有兩種風險值得留意：(1) 文學不講真話，小說尤尚虛構；如果將文學當做事實的忠誠反映，就像是聽從GPS衛星導航而把車開進美麗灣工地；(2) 如果只是將文學當作跳向歷史的跳板，那麼就只是將文學視為「手段」而非目的，而這種功利取向的挪用終究會侷限對於文學的理解：如果你只把文學文本當作資訊的DM，那麼就算再豐富多義的文本落在你手中也只會淪為單薄的DM而已。
孽子
引用的部分，是談從台灣同志文學作品的挪用，是不適合做為史料、或者是被大陸偷過去用的（說的有點怪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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