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德國出哲學家，且看德國的高等教育

2011-10-03 12:18:03 來自: 劍路(地下通道歡迎我)

17～18世紀德國的高等教育

從整體上看，17.18世紀德國的大學同歐洲其他國家的大學一樣，處於持續的衰退之中，傳統大學形式甚至面臨被廢除的危險。然而，正是在這一時 期，近代大學的端倪開始初現。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獲得政府的資助，尊重自由的學術風氣，引入現代科學和哲學，注重研究和教授的價值，形成了諸多現代大學 的特征。18世紀後半期，在啟蒙運動及功利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當然，也受到哈勒和哥廷根兩校成功改革的影響，德國天主教各邦普遍實施了大學改革運動，為 19世紀德國大學改革奠定了基礎。

第一節 大學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

一、德國早期大學

德國最古老的大學是創辦於1349年的布拉格大學（Prague），它也是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第一所大學。稍後又有了維也納大學（1365 年）、海德堡大學（1385年）、科隆大學（1388年）、愛爾福特大學（1392年）、萊比錫大學（1409年）、羅斯托克大學（1419年）。由於布 拉格和維也納已不在德國境內，人們習慣於把海德堡大學看作是德意志境內第一所古老學府。上述大學受南歐和西歐影響頗深，是德意志本土誕生的第一批大學。從 1456～1506年，隨著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又有第二批9所大學出現，它們是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1456年）、弗賴堡大學（1457 年）、巴塞爾大學（1459年）、因戈爾施塔特大學（1472年）、特裡爾大學（1473年）、美因茨大學（1477年）、蒂賓根大學（1477年）、維 滕貝格大學（1504年）、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大學（1506年）等。雖然較之意大利、法國、英格蘭和西班牙等國大學，德國大學是相當年輕的，但德國大學後 來居上，對中世紀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據統計，到16世紀初期，德國共有在校大學生4200人，與14世紀通常的1200人相比，增長數相當可觀。這種 大量的增長被16世紀20年代爆發的社會和宗教紛爭所阻止。1526～1530年間，大學生總數降至650人，許多大學發現其接納的學生降至以前的三分之 一。然而隨著一些新教大學的建立以及經濟生活秩序的恢復，在校生人數又開始增長，一直持續到17世紀初三十年代戰爭的爆發。

宗教改革運動對獨攬文化和教育大權的教會的全面攻擊導致了整個教育制度的巨大動蕩，這種動蕩對教育機構特別是大學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一直與天主教 會關系密切的舊大學像天主教一樣受到唾棄。1524～1525年的農民戰爭和1525年開始的十年浩劫，使學術和教育陷入空前的災難之中，大學學生人數下 降到十年前的四分之一。所幸這種混亂倒退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轉，其原因有二。第一，與舊教相比，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要求受過更好教育的牧師，這種牧師能 夠布講「抽象的聖經」。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人馬丁?路德相信，闡述和宣傳新教教義需要學識，依據真正原始資料以恢復原來正確的教義，也需要學識。維滕貝格 大學希臘文教授梅蘭希頓是人文主義學者，也是宗教改革時期新教文化和教育的代表。當宗教改革運動興起之初，他極力與破壞學術和教育的現象作斗爭，駁斥科學 無用論和鼓吹宗教熱情可以使人不須學習就能明了一切真理的錯誤觀點。他認為，不學無術則不能保持新教教義的繼續生存，更談不上使之發揚光大了。他力圖將人 文學科和神學熔於一爐，主張「教義必須與科學相結合」。第二，隨著地方權力的擴大、教會財產的征用以及羅馬法的接受，世俗政權需要受過優良訓練的人從事法 律職業。在這些需求的壓力下，大學的危機被克服，德國大學成為以培養神學家和法學家為目的的地方機構。新大學成批增加，如新教創辦了馬堡大學（1527 年），柯尼斯堡大學（1544年），耶拿大學（1558年）和黑爾姆施泰特大學（1576年）。天主教創辦了兩所耶穌會大學──迪林根大學（1549年） 和維爾茨堡大學（1582年）。與此同時，舊大學也被重新改組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梅蘭希頓對舊大學的改革給予了支持和幫助，1557年他應邀對海德堡大 學的體制改革方案進行了最後的審訂，他將人文主義和基督教新教義有機地揉合在一起，為海德堡大學制定了一份新校章 ，使大學面貌煥然一新。其弟子和密友卡梅拉裡烏斯（JoachimCamerarius，1500—1574）對大學的改革也做了大量工作。1541年， 他曾受符騰堡公爵之邀幫助改組萊比錫大學。

在中世紀，大多數學生滿足於在文學院的訓練，而今更多的學生尋求在法學和神學上的專業訓練，進入高級學院的學生增加了。從前神職人員不需要也不要 求從神學院畢業，如今漸漸成為新教神職人員必不可少的要求，這同新教教會的性質和重視教義的解釋有關。法學的地位也由於世俗政權的需要而大大增強了。然 而，醫學和自然科學在大學仍是無足輕重的。

教學內容也發生了變化。以文學院為例，從前的文學院幾乎完全以亞裡士多德的哲學為基礎，如今則變成古典人文學科，這就為史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各學 院的教學盛行來自人文主義的格言「回到原始資料」，三種宗教語言受到推崇，並開始使用許多新的教科書。此外，大學講座制也出現了。在從前的大學文學院，每 位教師須負責教授所有學科或課程，如今，幾門學科已設講座，由講座專門講授。講座具有職務薪金，並有無償地講授他所負責的專門學科的義務，這表明哲學院的 學術教學開始專業化了。

二、德國大學的危機

盡管有上述改進，但從整體看，大學的實際情況仍是很糟糕的。經院哲學、煩瑣哲學方式仍沒有被完全排除，甚至又產生了新的煩瑣哲學。與早期大學相 比，雖然大學的智力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仍趕不上當時一般智力水平發展的速度。當時劃時代的科學──數學和自然科學仍被排斥在大學之外。哥白尼、伽利略、 開普勒、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茨這些著名的科學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學之外取得的。更經過1618～1648年三十年戰爭的破壞，大學不再是進步的機構，而被 看成是過時的和逐漸衰亡的教育機構，在18世紀末，大多數德國大學被描繪成主要由賣弄學問的人所佔據的機械辯論的場所。許多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以蔑視的眼 光看待大學。這種情況至少存在了一個世紀。早在17世紀後半期，萊布尼茨就以大學為恥辱，認為置身於這樣的機構有損自己的尊嚴，他要求取消大學，以科學院 取而代之。到17世紀末，德國啟蒙運動的知識界發動了對大學全面的抨擊，許多人要求徹底廢除大學。1700年，除奧地利外，德意志各邦共有28所大學，其 中許多生源不足，難以運轉。如海德堡大學1701～1705年每年平均僅招收約80名學生，其他20所大學不足300名學生。而在三十年戰爭前，20所大 學卻招收了差不多8000名學生。雖然每所大學當時平均約有400名學生，但到1700年每所大學平均不足290人。這種狀況到18世紀中期以後更加惡 化。一些大學甚至被迫關閉，如科隆、特裡爾、斯特拉斯堡等。

第二節 哈勒大學和哥廷根大學的改革



18世紀，德國經歷了兩次大學改革運動。第一次大學改革運動始於1694年創辦的哈勒大學，結束於18世紀中葉，其具體標志是哈勒、哥廷根和埃朗根三所大學的發展和改革，其中尤以前兩校更為突出。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發生於18世紀後半期，主要是天主教各邦對大學的改革。

一、哈勒大學

德國著名教育家鮑爾生（Friedrich Paulson）稱哈勒大學「不僅是德國的而且是歐洲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哈勒大學的前身是一所騎士學院，1694年哈勒大學正式開辦並得到國王 的支持。虔敬派和理性主義者是哈勒現代化傾向的發起者和促進者。虔敬派產生於17世紀後半期，針對新教路德派重理性主義及追求宗教形式的做法，更強調實際 信仰和感情信奉而不是繁文縟節 的宗教學說。虔敬派重視教育，其主張大多體現在由神學家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所進行的教育改革之中，正是弗蘭克突破了盛行的神學正統觀念。托馬西烏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代表了溫和的理性主義傾向，是18世紀早期主要的大學改革家之一。他掃除了盛行的政治和基督教法則中形式主義的 偏見和迷信，試圖將紳士教育迫切要求的知識（包括騎術、擊劍、外語和新科學）與國家對文職人員教育的正式要求結合起來。德國啟蒙運動的代言人、哲學家沃爾 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拆除了哲學、數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經院哲學的障礙。以上三人都曾在哈勒任教，正是他們發起了哈勒大學的現代化運動。

托馬西烏斯被稱為「哈勒大學的第一位教師」和新大學學術的奠基人，也是一名哲學家和「啟蒙運動」的代表，有「啟蒙運動之父」之譽。他曾在萊比錫大 學講授法學和哲學，1688年初出版一本嘲諷傳統大學制度的雜志，認為「大學的許多知識是無用的、賣弄學問的，並隱伏在過時的教學方法和一種廢棄的語言之 下」。他反對穿傳統大學的長袍以示標新立異。由於在宗教問題上與丹麥皇家牧師發生爭執，其作品遭到丹麥政府的焚毀，丹麥政府要求薩克森政府采取措施處罰他 的傲慢。最終，托馬西烏斯被萊比錫大學開除，不僅失去了出版自由，甚至受到起訴乃至監禁的威脅。1690年，他逃到柏林，受到當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的 歡迎。1692年，國王准許他到哈勒騎士學院給普魯士貴族青年講授邏輯學和法學。在國王和虔敬派的支持下，托馬西烏斯將騎士學院升格為大學，並於1694 年獲得正式特許狀。在新的大學裡，作為哲學教授和法學部主任，他廢棄了中世紀大學傳下來的經院主義課程，使哲學脫離神學而獨立。他親自講授哲學、德語演 說、法理學和自然法則學等課程。他最先采用德語講課，打破了拉丁語在大學講課中的壟斷地位，顯示了啟蒙思想家的民族意識。他在講課中強調實際知識和現實生 活，重視對生活有用的科學的運用，使大學教育更接近於現實生活。他希望他的學生日後成為國家法學界的有用人才，即有才干的啟蒙人才。在他的領導下，哈勒大 學成為德國18世紀新文化思想的指導中心。後來，先前驅逐他的薩克森政府想請他回萊比錫，並答應給他加官為樞密顧問，但遭到他的拒絕。他一直到死都在哈勒 堅持自己的進步信念。腓特烈大帝將托馬西烏斯與萊布尼茨相提並論，認為在現代人中，對德國人民的啟蒙和教育貢獻最大的，就是這兩個人。

弗蘭克自1691年起直到1727年逝世，一直在哈勒任教。他最初講授東方語言，後來講授神學，是德國大學最先講授虔敬主義神學的人。1695年，他在哈勒創辦了孤兒院和一系列教育機構，注重培養具有虔敬信仰的和實際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

沃爾弗被譽為啟蒙哲學大師，「啟蒙運動的真正奠基人」，他深受萊布尼茨的影響。除1723～1740年任教於馬堡大學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哈勒任 教，主要講授數學、物理學和哲學。史家認為，正是沃爾弗「幫助哈勒大學成為德國主要的近代大學」。作為啟蒙哲學家，沃爾弗和托馬西烏斯一樣用德語寫作和講 課。他甚至說：「我們的語言用於科學比拉丁語好得多，而且用純粹的德語所作的表述，若用拉丁語聽起來聲音便極粗野。」沃爾弗是創建現代哲學體系的第一人， 這種現代哲學是以數學和自然科學為基礎的。鮑爾生說，在康德哲學取得統治地位之前，沃爾弗和他的學生支配著德國的大學和德國的一般教育達半個多世紀。

在以上三人的努力下，哈勒大學成為學術自由的第一個發祥地，從前的舊大學都須以教會肯定的教條為教育原則，教授不能觸犯之，神學和哲學教學如此， 法學和醫學教學同樣如此。哈勒采納了現代哲學和科學，成為進行創造性科學研究的最早基地。古代語言和文學不再像在傳統大學那樣被強調，課程呈現出功利主義 色彩，這或許是普魯士政府熱心支持它的主要原因之一。托馬西烏斯、弗蘭克、沃爾弗以及其他教師用本國語而不是拉丁語講課。科學教授、「燃素論」的創始者施 塔爾（Ernst Stahl，1660—1734）也首先強調科學知識的實際運用。哈勒成為普魯士文職人員的重要的訓練基地。

從哈勒大學1694年創辦到1728年，不少於18208名學生進入哈勒學習，人數多於任何其他德國大學。在哈勒創辦的最初十年中，它招收的貴族青年也多於其他機構。貴族青年主要學習法學，他們給大學帶來了較高的聲望。

哈勒大學在18世紀已成為德國境內最重要的大學，甚至成為歐洲大陸最嚴格的研究機構和專業學習的高等教育機構，其影響十分深遠，其他大學開始以哈勒為榜樣，其中最卓著的是1737年開辦的哥廷根大學。

二、哥廷根大學

受英國管轄的漢諾威王朝是創辦哈勒大學的霍亨索倫王朝最有力的競爭者之一。雖然隸屬於英國，但漢諾威王朝仍對其在其他德意志王朝中的地位十分在 意，強國的志向由來已久。由於普魯士人具有德國最有聲望的大學，這種事實經常刺激著漢諾威人的自尊心。他們創辦哥廷根大學，既是效仿哈勒的產物，更是哈勒 的對手。

由漢諾威選帝侯、英王喬治二世出資，哥廷根大學於1737年正式創辦。新機構主要模仿哈勒大學，保留了大學的形式、特權及名稱。漢諾威樞密院主要 官員閔希豪生（Gerlack Adolfvon Münchhausen）出任大學董事長，他對哥廷根的政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哥廷根大學一方面在形式上墨守許多保守的實踐，一方面參加了由哈勒大學 發起的大規模的課程現代化運動。許多史學家認為哥廷根的適度政策，即謹慎地避免過激措施以及將傳統和進步的要素結合起來的企圖，是它取得成功的秘訣。甚至 有的學者認為哥廷根比哈勒更有資格享有歐洲「第一所現代大學」的頭銜。

閔希豪生於1688年，曾在耶拿、哈勒等大學學習，畢業後在漢諾威從事文職和外交工作，經常有機會赴國外考察。1728年，閔希豪生成為樞密院成 員，呼籲成立一所漢諾威大學，為紳士提供高等教育。1734年10月，哥廷根開始上課，三年後正式舉辦了開學典禮。作為大學第一任董事長，閔希豪生親手創 辦了大學圖書館和科學學會。他在1765年任漢諾威首席部長後，仍關心大學的發展，直到1770年逝世。在36年中，他對新大學的發展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 獻。

閔希豪生創辦哥廷根大學時面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當時許多人主張廢除大學，因為大學太多且太落後於時代，成為老朽無用的代名詞。然而，哈勒的成 功證明了新大學是能夠生存並興旺起來的，哥廷根借鑑了哈勒的經驗。閔希豪生相信：大學必須通過吸收大批顯要人物和外國學生，才能給國家帶來財富並支付大學 的開支。貴族和外國人進入大學將提高大學的影響，增加某些社會特權，反過來又將吸引其他普通學生。為吸引貴族和富裕青年，閔希豪生及其助手改革了一系列不 合青年貴族口味的大學性質，在教育上強調更切合貴族的需要。如除聽課外，還學習騎馬、擊劍、跳舞，跑馬場是大學最早的基建項目之一。結果，不僅貴族佔學生 的比例很大，而且就學的貴族學生大大多於其他大學。

閔希豪生主張神學在哥廷根大學應發揮一種溫和的作用。他並不希望削減教會的權力，只是力圖避免17世紀末以來在德國盛行的新教教派之間的刻毒的論 爭，如虔敬派和正統的路德派之間的爭執。為此，哥廷根大學的章 程禁止教師斥責「持異端的」觀點，這是閔希豪生為避免重蹈哈勒的覆轍所采取的措施。神學家在哥廷根的地位被大大削減了，神學第一次喪失了它在大學迄今為止 一直享有的凌駕於其他學科之上的特殊地位。閔希豪生還注意選聘在教義上保持中立的神學教授以維護和平，這樣學生和教授才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豐富的 事務方面而不是進行無休止的爭吵，這些措施實際上已顯出學術自由的萌芽。雖然閔希豪生領導下的哥廷根的神學家均是路德教徒，但哥廷根並不拒收希望入學的天 主教徒。在選擇教授時，閔希豪生注意篩選掉那些好爭斗的或名聲不太好的學者，以避免因他們而趕走了學生。閔希豪生將重要的任命權掌握在政府和它的代理人手 中，而不是由大學或學院自己行使任命權，這樣做可能威脅學術自由的原則，但在18世紀，這種措施是反對當時大多數大學盛行的裙帶風和重資歷現象的保證。

閔希豪生十分注重提高教授的社會地位，他將教授由一般的雇員提高為國家官員，給予很高的工資及優厚待遇。除工資外，教授上課有鐘點費，還發放一筆 安家費。為每個教授提供一套住房，不要房子者則發給住房補貼，甚至為教授的遺孀和遺孤發放撫恤金。史家說哥廷根大學是德國第一所完全沒有捐款而全部依靠政 府財政預算和學生學費維持的大學。他親自管理全體教授的選聘，首先注重的是學者的名聲，他深信只有一流的教授，才能很快引起世人對哥廷根大學的注意。閔希 豪生尤其偏愛那些著述豐厚的學者。通過以上措施，他順利地招聘到一批第一流的學者，如哲學和物理學教授霍爾曼（Samuel Christian Hollmann）、古典語言和考古學教授格斯納（Johann Gesner）、匈牙利醫學教授塞格納（Johann Andreas Segner）、瑞士醫學家哈勒（Albrechtvon Haller），等等。

在短短的時間裡，哥廷根大學獲得了極大的聲譽，成為中歐主要的學術和科學中心之一。成立於1742年的科學學會使城市成為當時重要的智力中心，也 是歐洲極少幾個既有大學又有科學學會的地方。由閔希豪生親手創辦的圖書館更是聲名遠揚，到1763年已藏書20萬卷。由於收藏廣博、有效的組織管理和有利 於藏書的自由，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得以成為歐洲第一個現代意義的科學圖書館，吸引了許多求知的學者。歌德、萊辛和赫德爾等人都利用過哥廷根的藏書。到18世 紀末，哥廷根有知識的人比當時德國任何其他城市都多。雖然不足以證明閔希豪生對著述豐厚的學者的偏愛明顯導致了19世紀德國大學注重研究和出版的風氣，但 結果是鼓勵了教師發表著作，他們的著作有助於世人對他們所在機構的認識和重視。

除神學院以外，哥廷根哲學院和法學院的課程也獲得極大的重視和改進。哲學院即中世紀大學的文學院，在歐洲大學一直行使著預備職能，這種狀況一直持 續到18世紀末，哥廷根亦不例外，但哲學院爭取與其他三個學院平等的斗爭已經拉開序幕。閔希豪生通過增加哲學學科的分量表明自己對哲學院的重視，他尤其注 重歷史、語言和數學，堅持認為學習這些學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進入其他三個學院做准備。雖然哥廷根哲學院從整體上看不如其他學院，但某些學科，如歷史、數 學和修辭，較之別校已取得長足的進步。歷史教授的工資接近於那些領取最高工資的法學教授和神學教授。在選擇教授職位候選人時閔希豪生強調歷史學科的重要， 尤其是現代史。當時一位神學教授稱：歷史是「我們時代特別受歡迎的科學」。實際上，18世紀哥廷根約10％的學生在哲學院注冊，該數字遠遠高於其他大學的 平均值。「自由教育」在哥廷根大學獲得重建。

哲學院除開設傳統的入門課──邏輯學、形而上學和倫理學外，還開設了「經驗心理學」、自然法、政治、物理學、自然史、純數學和應用數學（包括測 量、軍事和民用建築等）、歷史及其「輔助學科」，如地理、古文書學、科學、藝術、古代語及現代語。在哈勒不受重視的古典文學研究，在哥廷根大學獲得新的生 機，其主要功臣是格斯納和海涅（Chr.G.Heyne）。他們采用新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賦予古典作品以新的意義。海涅還創辦了著名的語言學研究所。無 疑，上述課程體系表明哲學院的作用已遠遠超出純粹的初級預備的功能。

哈勒大學的法學屬於神學院，而哥廷根大學的法學是哥廷根課程的支柱。閔希豪生十分重視法學院的發展，他說：「充滿著知名和優秀人物的法學院是首先 不可缺少的，因為吸引大批富裕的和優秀人才到哥廷根學習必須仰仗法學院。」哥廷根法學研究傾向貴族立場，不滿當時統治者日益增多的專橫的改革措施，在18 世紀後半期成為全德貴族所賞識的學校。被譽為「國家法之父」的皮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在此地任教達60年（1747～1807），吸引了眾多學生就學於他的門下，其中包括後來普魯士非凡的政治家哈登貝格（Karlvon Hardenberg）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由於他的名聲，1774年在哥廷根大學注冊的894名學生中，竟有563名是學法律的。

為了幫助各種教學計劃的實施，哥廷根提供了大量優良的物質條件，包括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裝備優良的科學實驗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園、古物 博物館、大學醫院等。由於具有這些優越的條件，哥廷根的學生進行了更多的獨立閱讀，其教授所進行的有獨創性的研究明顯多於其他大學的教授。格斯納舉辦的哲 學習明納（Seminar）成為德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個習明納。皮特教授的德國審判法課程，對德國法的分析和最終編集成典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教授們大量發 表他們的研究成果，哥廷根在文學批評和經典考古學方面的成就獲得了全歐洲的贊揚。哥廷根教師對科學知識也作出了重要貢獻，許多科學教授最終聯合成立了該城 著名的科學學會。

哈勒和哥廷根大學的改革獲得了極大的成功，1743年成立的埃朗根大學完全是參照哥廷根的榜樣建立的。不僅如此，哈勒和哥廷根的精神滲透到18世紀後期德國大學第二次改革運動之中，其影響持續到19世紀。

第三節 18世紀後期德國大學的改革



一、改革的背景

到18世紀中葉，第一次大學改革運動結束並獲得相當的成功。三所大學──哈勒、哥廷根、埃朗根大學按照新的原則開辦了。有意義的是，三所大學都是 新教的，主要由邦政府資助和控制，在觀念上和課程上體現了現代化的趨勢，對象是上層階級的子弟。三所大學的世俗化趨勢，幫助培養了關於高等教育目的、教授 職位以及關於對真理的探索的新思想，導致了新人文主義傾向對大學學術教學和研究的影響的開始。三所大學的成功，鼓勵了18世紀後期的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 特別是促進了德國天主教邦的大學改革運動。

經過第一次大學改革運動，以哈勒和哥廷根為代表的德國大學呈現出新的氣象。然而從整體上看，德國大學的前景並不樂觀。從招生情況看，盡管經改革後 的一些大學可能招收到足夠的學生，但多數大學面臨著生源不足，這種狀況到18世紀末日益惡化。1700～1755年，德國大學生總數約在 8000～9000人之間，到1791～1795年間，總數不足7000，18世紀最後五年更下降到不足6000人。進入19世紀後，下降的趨勢仍在繼 續，1811～1815年間降至4900人。其原因一方面與戰爭有關，一方面更與大學自身的狀況有關。許多大學在智力上落後於時代，成為「過時的」機構， 受到啟蒙作家的嘲諷，也受到大眾的輕蔑，人們普遍相信，在大學裡，知識被固定在封閉的制度裡，大學唯一的任務是向學生傳遞已知的知識，方式通常是朗讀舊的 教科書。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大學甚至被迫關閉。當然，僅用落後來解釋學生人數下降的原因是不全面的，因為即便進步的大學在18世紀後期也遭受了某些損失。

二、改革的內容

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正是針對18世紀後期大學危機四伏的局面而出現的。它在許多方面類似於第一次大學改革，如邦對大學的控制的增強、宗教正統性的 削弱、現代課程的引進以及對世俗學生的專業訓練。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是第一次大學改革運動的繼續。然而它在許多方面又不同於第一次大 學改革，概括地說，它受啟蒙運動的影響更深，來自大學外部的改革呼聲比出自大學內部的改革要求更強烈，改革者提出的改革措施較之第一次更激進，甚至要求廢 除大學，像法國那樣，以專業學院取而代之。顯然，這次改革受到功利主義思想的強烈影響。

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的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來自大學本身，這是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些教授意識到高等教育的危機，在私人信函和著作中表達 了自己的觀點，他們抱怨大學落後的課程、懶散和腐敗的教授、只對盡快獲得文憑有興趣的學生以及學生的無節 制、大學資金的匱乏，等等。第二來自政府的官僚階層，包括承擔了大學責任的世俗或教會的官員，政府通過他們，頒布法令以改革大學的弊端。例如，符騰堡政府 曾命令蒂賓根大學教授就1767年「大學條件的改善」提出建議。18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黑森伯爵和他的部長收集了許多抱怨馬堡大學的材料，針對這些 材料提出了改革的措施。第三來自大學以外的教育改革家和其他知識分子，他們在公開發表的小冊子和書中提出了改革的設想。

教授在推進大學改革中的作用常常與他們同邦教育部或統治者的良好合作有關。耶拿大學教授施密德（AchateusL.K.Schmid）1766 年被任命為政府委員會成員，他起草了大學歷史上第一個綜合化預算方案，提高了教員的工資，目的是希望限制教授將時間花在其他有收入的活動上。范斯維爾騰 （GerardvanSwieten）在維也納大學的改革也是教授與政府合作的例子。范斯維爾騰曾在比利時的盧萬和荷蘭的萊頓大學學習。作為宮廷醫生，他 與皇室成員瑪利亞?特蕾西亞（MariaTheresa）及其家庭的關系，使他有機會被君主選中去改革維也納大學醫學院。這次改革發生在1749年，改革 措施包括增加教授工資，由政府的代表加強對學院的嚴格控制，排除教會對任命教授的影響，建立一種更理性的官僚政治的管理制度。范斯維爾騰改革的目的是進一 步限制大學教授以及大學教學的自由，甚至向教授規定了他們必須使用的教科書。維也納大學的改革很快成為德國天主教大學的榜樣。18世紀60年代以後，許多 天主教王國采取了強迫改革的措施。

與哥廷根相反，維也納大學處於相當嚴格的邦控制之下，教授不能背離由政府委員會規定的嚴格的課程，這種制度類似於後來法國拿破侖創辦的大學制度， 對德國天主教大學影響尤為深遠。實際上，直到19世紀中葉以後，充分的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傳統才回到這些大學。德國的改革者有時模仿了奧地利的改革，但 他們經常企圖將改革後的新教大學奉行的教學和研究引入各自的大學，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許多德國改革者和教學人員來自哥廷根。

以特裡爾大學為例，史學家和神學家霍恩泰因（NicholasvonHontheim，1701—1790）曾於18世紀60年代在此進行改革。 他於1763年化名弗布朗尼烏斯（Febronius）出版《論教會的地位和教皇的合法權力》一書，主張限制教皇權力，將教皇權力置於主教和公會議權力之 下。1764年該書受到教廷的譴責，列為禁書。作為特裡爾副主教和大學代理校長，霍恩泰因將啟蒙哲學引入課程之中，並安排哥廷根畢業生到學校任教。

萊茵蘭的美因茨大學1760～1790年間也經歷了幾次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有教育官員本策（BaronA.F.vonBenzel）實施的改革，他在這所天主教大學雇傭新教教授，允許猶太人和新教教徒獲取學位。

其他天主教大學的改革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功。維爾茨堡大學改革後被認為在學術上是德國最好的天主教大學。成立於1773年的明斯特大學也一度成為德國天主教最好的大學之一。

在這一時期，大學的改革有時是十分艱難的。以耶拿大學為例，盡管魏瑪政府有支持改革的強烈願望，但傳統勢力是異常頑固的。老的保守的教授拼命保護自己的特權，他們與政府的冷戰持續不斷，實際上他們已成為改革的絆腳石。

由政府官員發起的改革通常是面向實際的，18世紀80年代，大多數「開明」的官員的思想中都體現了一種功利主義的傾向，許多人贊成變革甚至廢除傳統大學模式而擁護新的專業學校，這種專業學校是18世紀技術進步的產物。

第二次大學改革運動中要求廢除大學的呼聲主要來自某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和教育改革家，柏林的「星期三晚會」是知識分子和文職人員的秘密聚會組織。 1795年，該組織曾爭論是否應該廢除大學的問題。主張廢除大學的主要倡導者格布哈德（PastorJ.G.Gebhard）認為，大學所做的事情，在專 業學校中完全能夠做得更好。大學對學生的道德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使他們不能判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正當。有意義的是，該「晚會」的大多數成員寫了一份 書面意見反對格布哈德的觀點，雖然他們也承認大學存在的許多弱點和弊端，但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持不同看法，認為廢除大學並非良策。成員們討論了有關大學人 士的犯罪問題，認為這一方面是由於城市法庭無權予以起訴，另一方面是由於大學法庭的疏忽，造成了令人震驚的學生犯罪卻未能繩之以法的事實。此外，還討論了 學院對某些知識的壟斷問題，尤其是傳統的神學主導作用和哲學從屬地位的問題。另有一些人認為大學不僅是傳播藝術和科學知識的最好的和最合適的形式，而且藝 術和科學是如此依賴大學，如果沒有大學，藝術和科學必將衰退。

卡姆佩（Johann Heinrich Campe）是泛愛主義教育改革家巴塞多所代表的新教育學最有名的學者，也是要求廢除大學的人之一。他問道：「大學所做的善事比其造成的損害更多嗎？」他 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大學毀壞了學生的道德，「最好的青年在大學即使沒有完全被毀壞，至少變得放蕩起來，回報他們的是靈與肉的衰弱，蒙受損失的是他們自 己和社會。」卡姆佩對改革大學的可能性持明顯的悲觀主義態度。他相信：「要改變大學的性質意味著只有廢除大學。」他駁斥那種認為來自不同階層的學生在大學 共同生活和活動是有益的觀點，認為貧窮的學生效仿富裕的學生，結果只會使他們自己痛苦不堪。他宣稱，一切能夠在大學學習的東西，同樣能夠在大學以外學習， 而且更經濟和更便利，還不會損壞道德。科學院可以更好地適合真理的傳播和發現，甚至科學院也是多余的，因為真正的學者能夠工作而無需這種有組織的機構。

對傳統大學的嘲諷幾乎成為當時嶄露頭角的德國文學的主題，從冗長的早期小說，如薩爾茨曼（Salzmann）無名的學術史詩《卡爾?馮?卡爾施貝 格》，到世界名著，如歌德的《浮士德》，都對大學及大學培養的人極盡嘲諷之能事，加之激進主義者極力主張解散大學，德國大學在18世紀末第二次改革運動中 幾乎面臨著四面楚歌的境況。然而，德國傳統大學形式最終得以保留，恐怕與哈勒和哥廷根等大學成功的改革是不無關系的，因為當時大學思想最有說服力的保護者 是那些新的經過改革的大學的教授和畢業生，他們的影響決不可小視。許多後來的大學改革家如洪堡，在哥廷根當學生時就對改革後的大學的活力留下了極深的印 象，這無疑有助於他後來的改革活動。

盡管經過18世紀的兩次大學改革運動，德國大學仍然不盡人意，但與當時其他國家相比，其進步性是昭然的。以英國為例，自中世紀以來，英國高等教育 為牛津和劍橋兩校所壟斷，到17.18世紀英國大學已處於衰退狀態，不僅對當時工商業的發展毫無貢獻，而且與世隔絕、死氣沉沉，入學人數銳減。大學各學院 大門只向上層和國教徒開放，其課程崇尚古典學科，拒絕新的自然科學和科學研究，大學校風日趨衰敗，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上半葉。以法國為例，巴黎大 學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然而17世紀後開始衰落，至18世紀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終於在法國大革命中遭到致命的打擊。羅伯斯庇爾等革命時期 的領導人，對教會控制的、思想上反動的以及忽略現代科學和學術的傳統大學深惡痛絕。1793年，革命政權下令關閉了所有的22所舊大學，至此，傳統大學形 式在法國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類型的獨立的專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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